浙江丽水：擦亮健康底色，以数字化改革提升服务力******
时值严冬，呼吸道疾病感染进入高发期。在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大港头镇官岭村，山区村民足不出村，即可在家门口的“流动发热门诊”就诊取药。
近日，2022年度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大会在北京举行。在大会的健康城市主题分会上，丽水市副市长卢彩柳作“倡导文明健康助力健康城市建设”典型经验分享时介绍，丽水打造的“智慧流动医院”，实现了758个未设医疗机构的偏远行政村全覆盖。
早在2018年，丽水市创新建立了“流动医院”巡回诊疗山区模式，此后运用数字化技术加以升级改造。近期，当地基于46辆“智慧流动医院”巡回诊疗车（以下简称“智慧流动医院”），按需开设“流动发热门诊”。
地处浙南山区的丽水，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连续18年位居浙江省首位。记者了解到，丽水市已连续两年获评全国健康城市建设样板市，除了良好的生态环境，以数字化改革提升服务水平，是当地建设“健康丽水”的重要手段。
经过升级改造的“智慧流动医院”，除了可进行常规的血压、血糖检查，还能实现心电图、尿检、B超等项目。尤为关键的是，智慧车载系统配备5G网络，通过打通医保系统，安装移动结算系统，在车内就可以实现医保刷卡结算，挂号收费、就医、检查、取药、医保报销、家庭医生签约、公共卫生服务等并网运行，让山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县级医院的门诊服务。
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，“智慧流动医院”曾数次驶入封控区，保障隔离群众看病买药需求。如2022年3月至4月，丽水莲都区岩泉街道蔚蓝水岸小区相关区域被划定疫情防控“三区”，莲都区当即协调“智慧流动医院”定期驻点开诊。
彼时，群众通过“浙里办”平台的“智慧流动医院”服务端，进入“需求反馈”界面，提出就医需求，区域基层医疗机构就能在“丽水市智慧流动医院管理监测平台”收到群众信息，提前安排出诊医生，为群众提供“点单式”服务，按需备好检查设备、药品、医疗物资等。
2022年7月，丽水市卫健委打造的“救在丽水”应用，在“浙里办”平台正式上线，通过构建多跨协同、高效便捷的山区医疗急救服务模式，进一步畅通山区群众“就医通道”。
记者了解到，该应用整合了丽水全市233家医疗机构、127辆院前急救车、46个流动医院、524台AED等资源，打通卫健、公安、医保等8个部门数据壁垒，集成双向定位、上车即入院等19个信息模块和1121个数据项目。
据介绍，“救在丽水”通过构建“身边救”“同步救”“精准救”“全域救”“全程救”5个场景，将原先急救流程中4个线下人工环节整合为线上一体化流程，将原来车上只能做体征监测模式提升为同步会诊模式，救治成功率从96%提升至98%，院前心肺复苏成功率从1.12%提升至2.26%。
2022年以来，“救在丽水”已参与执行急救任务45614次，促使全市急救服务半径从32公里缩小至19公里、平均急救反应时间从34分钟减少至18分钟，被评为浙江省数字社会系统2022年度“最佳应用”。
丽水市爱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，近年来，丽水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，创新健康城市综合管理智慧化监管模式，依托“花园云”城市大脑，建成了健康城市管理体系，打通共享卫生健康、市场监管、行政执法、建设等部门数据，推动城市管理、食品安全、卫生监督等重点领域数字化智慧监管。
该负责人表示，接下来，丽水将进一步贯彻“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”“人民共建共享”的工作方针，将爱国卫生运动与传染病、慢性病防控等紧密结合，全面改善人居环境，坚持数字化改革，全力构建丽水山区医疗模式，为群众提供更普惠的医疗服务。（洪恒飞 赖英映 科技日报记者 江耘）
东西问｜王素：汉字能从“汉字文化圈”迈向“地球村”吗？******
中新社北京12月13日电 题：汉字能从“汉字文化圈”迈向“地球村”吗？
——专访中国著名历史学者、汉语言文字研究专家王素
中新社记者 李京泽 高凯
每逢年终岁尾，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、日本、韩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等地的人们会精心选择年度汉字来反映一年来的世态百相。年度汉字评选活动成为惯例，汉字的魅力一次次显现，其蕴藏的文明密码越来越吸引世界的目光。
人们为何选择汉字进行年度总结？作为几大古老文字中唯一从未间断、一直沿用至今的文字，汉字的魅力从何而来？未来汉字能从“汉字文化圈”迈向“地球村”吗？中国著名历史学者、汉语言文字研究专家王素近日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指出，每一个汉字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，看到汉字，就看到了文化，汉字早已从中国到了“汉字文化圈”，再从“汉字文化圈”大步迈向“地球村”，应该为期不远。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中新社记者：每年进入12月份，年度汉字开始在亚太多个国家和地区被陆续选出，评选活动受到普遍关注和欢迎。人们为何不约而同选择汉字进行年度总结？
王素：首先因为这些地方都属于“汉字文化圈”。二战后，日本东京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西嶋定生提出著名的“东亚世界论”，认为“东亚世界”是以中华文明的发生及发展为基轴形成的世界。该世界的构成含有汉字文化、儒教、律令制、佛教四要素。除中国外，东亚地区的日本、韩国、朝鲜、蒙古国，以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越南等国，都曾长期以汉字为交流工具，属于“汉字文化圈”。直至今日，这些国家仍是中华文化外延很重要的一部分。
不少国家和地区选择汉字进行年度总结，除了“汉字文化圈”因素外，还与当地生活着不少华人，或有大量华裔存在一定关系。汉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根脉，也是华人、华裔与中华故土联系的重要纽带。
“香港年度汉字评选2022”记者会，公布10个候选年度汉字。陈永诺 摄中新社记者：汉字的起源与发展，本身就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。您认为汉字有怎样的特殊性？作为文化和文明载体，汉字有何重要的社会作用？
王素：汉字与拼音文字不同，俗称表意性方块字，确实有着从未间断的悠久历史。汉字的起源，一般认为来自原始的图画。每个汉字都有形、音、义三要素，字形排第一。所谓象形字，就是图画。
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在《悉昙：中国和日本梵语研究史》书中指出：中印文化传统不同，中国重文字，印度重声音。他认为中国文字重字形。
汉字的特殊性在于象形性和表意性。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·序》记“六书”排序：一曰指事，二曰象形，三曰形声，四曰会意，五曰转注，六曰假借。前四书属于造字法，后二书属于用字法。造字法的重点都在象形和表意。
“字由人──汉字创意集”展览在香港举办。陈永诺 摄 汉字的特殊性还在于字、词不分，只字可作单词，合成词可分单个字，一字多义，一词多义，作为文化和文明的载体，对于文化的憧憬和文明的升华，都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。
譬如，杜甫在《春日忆李白》诗中写道：“清新庾开府，俊逸鲍参军。”庾信的诗，到底是清美新颖，还是清奇新艳？鲍照的诗，究竟是英俊飘逸，还是轻俊闲逸？什么诗算得上清新，什么诗算得上俊逸？实际都是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而这种语境，对于人际沟通和群体交往都可承载一种可意会的社会作用。中华文化在这种语境中充满憧憬，中华文明在这种语境中获得升华。
由江西省博物馆与中国文字博物馆联合举办的《汉字——中国文字起源与发展》展览。刘占昆 摄中新社记者：汉字不仅是文化的载体，应如何理解汉字作为文明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助推器作用？
王素：汉字在“汉字文化圈”所属国家和地区，读音或有不同，象形性和表意性没有变化。只要粗知汉字的造字原理，看图识字，因形辨义，就能进行交流。
从古至今，中国的对外交流一直存在“笔谈”的传统，在“汉字文化圈”所属的国家和地区，也有大量汉字“笔谈”文献。据研究，不仅有中日、中朝、中越、中琉的汉字“笔谈”文献，还有日本、朝鲜、越南、琉球之间的汉字“笔谈”文献，甚至还有朝鲜、琉球、越南三方的汉字“笔谈”文献。
晚清著名诗人、外交家、政治家黄遵宪，曾在与日本汉学家宫岛诚一郎“笔谈”后赋诗云：“舌难传语笔能通，笔舌澜翻意未穷。不作佉卢蟹行字，一堂酬唱喜同风。”这是“汉字文化圈”特有的人文交流景观。汉字对于文明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助推器作用可以想见。
汉字顽强的生命力来自丰富的文化内涵。譬如“信”字，从人从言。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直言曰言。”又说：“信，诚也。”人言必须讲诚信，内心必须信守承诺。《论语·颜渊》记孔子曰：“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”对于“信”字的内涵，“汉字文化圈”是有共识的。
其实每一个汉字，都有这样丰富的文化内涵。看到汉字，就看到了文化；只要文化不绝，汉字就会永远向世界展现顽强的生命力。
古文“信”字。中新社记者：随着中国和世界的深度对话沟通，汉字也伴随着中华文化走向更为宽广的世界舞台。您如何看待汉字与其他语言文字的交流和相互影响？
王素：汉字的发展史，也是其逐步走向周边乃至世界的过程。历史上，“汉字文化圈”的形成主要在汉唐时期，前后经历了八百年。当时作为东亚最为先进的国家，中国有着开放包容的胸襟，周边邻国乐于学习汉字文化和儒家思想。
汉字要想走向更为宽广的世界舞台，首先必须规范汉字，使之能与世界接轨。此前中国进行过两次汉字简化改革。应该如何简化才能保留汉字的象形性和表意性、保护汉字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顽强的生命力，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讨的重要课题。
中国文字博物馆外景。中国文字博物馆 供图中国学术巨匠饶宗颐晚年写了一部书，名为《符号·初文与字母：汉字树》，很值得一读。他认为：汉字与拼音文字实际都源自陶文符号，后来分道扬镳，拼音文字向语言化发展，汉字向文字化发展。这带来“语、文分离”：语言化导致楔形文字死亡，拉丁文被架空亦死亡；文字化终使汉字发展壮大，成为一棵大树，枝叶葰茂，风华独绝。
汉字与拼音文字原本同源异流，在相互交流中相互影响，是文字发展不可抗拒的大趋势。日本是使用外来语最多的国家。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使用外来语汇也越来越多。地球是全人类共同的家园。中国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，繁荣文化，发展经济，改善民生，增进中外互鉴，汉字早已从中国到了“汉字文化圈”，再从“汉字文化圈”大步迈向“地球村”，应该为期不远了。(完)
受访者简介：
王素，中国著名历史学者、汉语言文字研究专家。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、古文献研究所名誉所长。“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”委员、“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”成员、“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家委员会”委员、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”专家委员会委员，“点校本‘二十四史’及《清史稿》修订工程”修纂委员会委员。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和出土文献整理研究，参加或主持的出土文献整理图书有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《新中国出土墓志》《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》《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》《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》等。个人出版专著18部，发表论文、书评、杂撰等400余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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